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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阅读史(张存学)

  


我的阅读史

                                           —— 张存学

 

 

  我的阅读伴随着焦虑。焦虑一直在持续。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的焦虑达到了这样的地步:我所思和我安顿我自己命运的路全部不对头。那是我自己全身心感觉到的。那是一种困境,也是一种无路可走的绝望。我的写作一开始就是为了安顿自己的命运而进行的,用我最初写作时的话说,是为了使自己的精神达到一个可以栖息的地方而写作。在这种写作动力的驱使下,我早期小说中的人物总是在逃离,从一种境地逃到另一个境地。逃离是拒绝,是否定,是怀疑。当逃离到一个新的境地时,发现一切依然不对头,于是又逃离。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的焦虑中,我意识到这种逃离的情结出了问题。也就是说,驱使逃离的原始出发点出了问题。但我那时不清楚问题的症结在何处。

 

  在逃离情结上纠缠不清一方面与我青少年时代的经历有关,另一方面与我的阅读有关。我从十五岁开始有那么几年总是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又逃走。如此三番,生活和精神总是不安定。而我的阅读要比我这种生活上的经历复杂得多。我二十岁时在一所师范学校任教。该师范学校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是一所老牌的师范学校。学校的图书馆藏有大量的图书,甚至有上世纪二十年代国内出版的一些图书。我在这所师范学校任语文教员两年时间中共从该图书馆借阅了三百多本书。这三百多本书我大部分都认真读过。这些书包括文学、哲学、历史等。这两年的阅读是奠基性的。在这两年的阅读中,我基本上完成了截止那个时候中国对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的阅读。与此同时,也初步真正地面对中国春秋战国时诸子的言论。在这种阅读中,我自己在心里形成了一种认识文学的尺度。同时,在这种阅读中发现了一些需要面对的问题。在读叶君健先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翻译的安徒生童话时,我非常惊讶的是安徒生童话具有另一种面目,它们是忧伤的、充满着奇幻想象的,它们与我读过的文革前出版的安徒生童话集是两回事。显然文革前出版的安徒生童话集是按一定的规矩来选定的,虽然选的都是安徒生童话,但按意识形态性的眼光加以选择和编辑时就遮蔽和改变了安徒生童话的真正面目。而且,这种以先行的眼光对安徒生童话的选择和编辑至今仍在持续。另一种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当在读老子、孔子、庄子的东西时,惊讶地发现我对这些前贤们言论的理解完全与当时所谓的研究者们的理解大相径庭,而且我清楚地感觉到,那个时代对先秦诸子们的论说都是在按规训好的意识进行论说的。无疑,这些论说都与先秦诸子们言论的真实面目相去甚远,在一定程度上也严重地遮蔽了先贤们言说的真实指向。从那个时候起,我对中国当代的论说者们产生了巨大的怀疑,这种怀疑一直延续到现在。当下,我也许对中国当代的一些浮在面上的论说者们面目看得更清楚了一些。2009年我在北京呆了四个月。在那四个月中,我一直在听一些所谓的大家们的宣讲,这些大家们的无思状态令我震惊,他们要么从国外的一些思想家、哲学家那里移过一些观点,占有一些观点作为资本后又拿这些观点来套用中国的文学现实;要么以一种道义的担当者制定他们想当然的标准和尺度,并对文学现状指手划脚;要么就是将文学作品对象化后从中归纳出一些看起来耳目一新的东西进行晒摆。而这些无疑都与思无关,与艺术无关,与文学无关。

 

  在阅读中怀疑,在怀疑中阅读。由此我逐渐树立起一种阅读的自信心。阅读需要自信心,阅读过程中不能过多地受所谓的论说者们的言论,包括译者的诠释的影响。这种自信心我是在那所师范学校的两年中树立起来的。比如读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首先我理解的是托尔斯泰他个人的焦虑,对人的精神出路的探索,从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哥萨克》开始,托尔斯泰本向就一直从内心出发寻求出路,并展示其与世界的紧张关系。这种基本的脉络可以说一直贯穿在他所有的长篇小说中,比如《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托尔泰具有很强的宏大叙事的野心,而且他也做到了。但同时,更加重要的是他是从对个人命运的探索出发的。基于这种对作家本人精神轨迹的捕捉,我更看重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和他晚年的作品《暴风雨》,更看重雨果的《九三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沉迷于海明威的作品和福克纳的作品中。特别是福克纳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拿住了我。他基于基督救赎的情结以及他与现世的紧张度长久地影响着我。后来,我意识到福克纳对我的这种影响是不对头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是中国大量介绍和翻译西方现代派作品的时候,但那时我对这些翻译作品的阅读是错位的。错位点其一在于我个人依然走在一种对价值的顽固依赖的路途中。在今天看来,像福克纳、海明威这样的美国作家有着强烈的对西方过去精神价值的固守,他们与现世的内在冲突其实是他们固有的精神价值与现世的混乱之间的冲突。他们与他们同时代的一些现代派作家在出发点上是不同的。而我对后一种作家们作品的阅读依然是在依赖于价值的基础上进行阅读的。这种阅读与文本本身是在两个轨道上的。错位点其二是八十年代翻译过来的作品大都是西方三十年代到五六十年代的作品,作品所产生的时代与我阅读的时代相差几十年的时间。这种错位造成的错觉是把西方三十年代到五六十年代产生的作品内在精神向度当成是西方当下文学的精神向度。那个时候,也阅读卡夫卡的作品。卡夫卡是一个超越时代的作家,但我那时对卡夫卡的阅读是不彻底的。或者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对西方简单的猜测性阅读中并不了解卡夫卡身在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对人的处境的幽深探索。卡夫卡对西方精神上的形而上学道路给予绝望的终止,给予可怕的空落。但在那时,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个人青少年时代的逃离经历以及上世纪九十年代前的阅读使我一直处于寻求精神的安顿之所的境况中。而这种寻求的出发点是直线性的,在不断的怀疑、抛弃、拒绝中寻求一种可以安顿自身的价值,也就是说,这种寻求是基于对价值的顽固依赖的。或许,这种根基的形成从小就开始了。价值性的话语是我成长中无所不在的话语,它培植一个人成长,并使他始终处于被奴役的境地。加上后来的阅读,使这种对价值的依赖更强化了。然后,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觉得我这种状态不对头,但那时我弄不清为什么不对头。

 

  其实,有一种渴望潜行于我的内心深处的,这种渴望就是对生命自由的渴望,它混沌不明,它让我隐隐觉得我寻求的道路是不对头的。不对头的情形让我焦虑,让我在狭小的书房里团团转。这种状态持续了好长时间。然后,我遭遇到陈春文先生。遭遇陈春文先生是我平生中最大的幸运。因为这种遭遇,我才能对自己进行撕扯、挣扎,并努力从浑浊的价值世界里摆脱出来。在中国,自汉以后由儒学主导的价值世界在上世纪初与西方形而上学主导的价值道路混杂在一起形成了普遍的价值强化世界,在这种混杂的世界中,几乎所有的言说,对人的境况的探索都在价值的泥潭里打转。从观点到观点,从价值到价值,循环往复,永远止境。在这种世界中,人离开了观点和价值就活不成,就不能说话,就找不到北。在这种世界中,唯独缺少的就是独立的思和对生命层面上的自由的热情。这种世界也可以说是一种深而又深的海洋,它铺天盖地地遮蔽了人应有的最基本的追求。而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要做的是:从这种海洋里挣脱出来。

 

  这种挣脱是极其笨拙的。遭遇到陈春文先生,首先是阅读他的著作《栖居在思想的密林中》(后来再版时改为《回到思的事情》)。然后在不定期的会面中请他言说。在这种言说中我努力领会,努力揣摸,努力咀嚼。当他停止言说时就举杯请他喝酒。在酒中请他继续言说。可以说,这是一种奇特的阅读,这种阅读更直接,更具有深入骨髓的削剐力量。而这种阅读又是漫长的。漫长的时间中,我又阅读海德格尔的《林中路》和《路标》。书中的有些章节得三番五次地读。与此同时,又读陈春文先生从德文翻译的海德格尔的《思的经验》,还读他另外的译作《回答——马丁•海德格尔说话了》《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等。还听了一学期陈春文先生给研究生上的课。陈春文先生以海德格尔的两卷德文本《尼采》作为教本,他先是用德语读,然后讲解。讲解中贯穿着对海德格尔思之精髓的阐释。陈春文先生并不看重对知识的占有,不看重所谓学者的身份,但他远远高于知识的占有者和所谓的学者,他是一个思者。他在德国游学五年中深味到西方哲学的路径,然后,他回国后以海德格尔思之精髓为契机进行思的事情。他首先给人思的开放,即使笨拙的思也肯定。而且,他给人思的自由的空间。多年来,他的许多学生在国内外游学后都深深地感到他在思之领域中的引领作用和召唤作用。由于我与陈春文先生有这种遭遇,我于2009年在北京学习期间对所谓大家们的言说就有了划界和归位的可能,也对他们的言说造成灾难性或即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有了明晰的认识。

 

  我生在青藏高原,长在青藏高原。青少年时期的逃离其实是从青藏高原逃向汉地,又从汉地逃向藏地。在藏地生活工作了九年后又调到兰州从事文学期刊的编辑工作。在兰州,用陈春文先生的话说,我就像一头“孤狼”。我这样一头“孤狼”更多地基于自身的孤独和困苦,我一直在焦虑,一直在挣扎,也一直在撕扯着自己。至今,我依然如此。我知道,从价值性的恶劣海洋中挣扎出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样的道路充满了凶险,也充满了紧张感。价值感的气息在我身上依然严重地存在,但不管怎么样,我对我自己这样一个个体的存在已经有了警觉性。我不再妄想自己依存于某种价值性的终极定位上。与此同时,阅读文学作品有了另外的方向。我重读《红楼梦》,重读《水浒》,重读中国古典的另外一些东西。也读里尔克的诗和散文,读策兰的诗,读凯尔泰斯的作品,读帕慕克的作品,并重读卡夫卡的作品。在这样一个阅读历程中,也由于有了青藏生存的背景,我就有了向神切近的可能。向神切近,对我来说是具有强烈的当下性。我明白,只有在向神的切近时,生命的自由才能有所保障。

 

  阅读也是一种倾听,倾听语言的召唤。而这种倾听只有将价值性的语词破碎之后才有可能。那些从渊始的地方开始的语言更值得倾听。在阅读与写作之外,不再看重评判性的序列,不再关注你是他非的文坛小游戏,并从集体性的话语中摆脱出来做一个孤独的人,或者,做一头孤独的狼。只有这样,自己这么一个个体才有被拯救的希望。最后,我要说的是,写作和阅读始终是我命运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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